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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刘老师的回忆录

学校。

学校给我保留了七楼的这间工作室,我不用再教课,专心做研究。

退休这七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编写《学生棒管理制度史》,从2020年那根木头原型机写起,一直写到最新一代的全自动ai惩戒平台。

预计完稿的时候应该有五十万字。

第二件是开发家用款体罚设备。

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在高中阶段接受最高强度的管理,但很多成年人,尤其是从琢玉楼走出去的毕业生,她们在离开学校之后反而怀念那种被规则包裹的安全感。

市面上做的那些成人用具太轻了,跟当年教具的体验完全脱节。

我花了几年时间和医疗科技合作,设计出了一批能在家里安全使用的轻量级体罚棒和配套穿戴设备,保留了惩罚的核心体感,同时确保不会被滥用或造成伤害。

第三件事,也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我在研究疼痛与记忆的关系。

三十多年的实验数据表明,人在持续低强度疼痛状态下形成的记忆比在舒适状态下更牢固。

那些在高一最痛苦的期末考试中一边哭一边答题的学生,后来回忆起当时的考题,准确率反而比平时测验更高。

这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是神经科学的边界。

如果有一天这个发现能被应用到阿尔茨海默症的治疗中,那我这辈子才算真的值了。

最近我常常站在七楼的窗户前,看着操场上的学生做操,看着她们穿着白丝和短裙排成整齐的行列,动作干净利落,脊背挺拔。

现在的孩子们比我那时候的学生更适应这套制度,恐惧还在,但恐惧之外多了一层东西,说不上来是什么,大概是一种坦然的、甚至略带骄傲的接受。

我见过很多毕业生的留言,她们用的词不是“被惩罚了”,而是“撑过来了”“完成了”“我赢了”

(打个补丁,未来社会上网分级非常森严,未成年人绝对看不到相关信息,只能口说笔传地模糊了解,所以女主只是听说学生棒,但不知道具体怎么运作)

“撑过来了”。

当这个词取代了“被惩罚了”,制度的真正意义才浮现出来:它不是施虐,不是受罚,而是在清醒的、自主的状态下走完一段极度艰难的路,然后用那种被撑开过、撕裂过、愈合过的身体,去面对剩下的整个漫长人生。

2058年 尾声

前天有一个高一新生来我这里取东西,站在门口,看着我书架上的木头棒子问:“这个东西真的有人用过吗?”

我说有。不止用过,它改变了这所学校,也改变了教育的方式。

她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我希望她永远不会用到第二代原型机。

但我同时也希望她懂得,在这所学校里,在所有这些被塞进体内的学生棒中间,在这条从自己身体内部穿越而过的漫长隧道尽头——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你:你能承受的,远比你想象的更多。

那个声音不是别人

是三十八年前的自己,正趴在工具间外那张旧长桌上,在还没擦干净的木屑与硅胶碎料之间,写下第一页除了她再无人能读懂的实验日志。

2020年秋

琢玉中学 生物教研组。

刘敏如,二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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