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的现代类，历经多次启蒙和革命，至今未能实际上取消权力和资本的等级制，却首先打掉了道德责任等级制。一直勤奋好学酷文明的现代类，在百般崇敬中外先贤之后，对他们的重要忠告却悄悄闪过。对自我道德要求的狂踩和群殴，首先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的英领域而不是底层民间，成为不太久之前媒体上的真实故事。法制也使英们更多受惠。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号下，他们终于得见天，解除了柏拉图、孔子那一类糟老强加的额外义务，“砖（专）家”和“教兽（授）”——特别是戴上官帽和握有权的一窝蜂抢先致富，而且更有条件去调动司法资源，为自己的恶行免责；也有更多的话语资源，把自己的恶行洗白。

这才是们忧心于道德重建的主要现实背景。

利己是动物学的一条硬道理——承认这一点无需太多智慧。同样需要一点智慧的提醒是：类是一种特殊动物，一旦有了文化和文明，就有了个体和群体的双重。拉丁词person（），其字面原义是“传声”、“声向”，已标注了的互联特征，甚至半社会主义的倾向。离群索居的成长，对于乌或狗熊或有可能，对于却不可能。这用不着危机下团结奋争的场景来证明，想一想无时不在的语言文字就够了——没有这一公共成果，一个野更接近于猴子。

个体——这东西有形、易见、好懂，而群体则有点抽象，就像砖瓦什么的好懂，房屋结构原理却不大好懂。但如果世界上没有房子，砖瓦就只会是泥土，永远不会成为砖瓦。这里有一个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道理，整体使n型部分（比如泥土）演变为n型部分（比如砖瓦）的道理。们总是太依赖直观，容易看到有形物而忽略其他，因此惦记一下群体关系，惦记一下义，并非特别容易。把中东炸弹和贵州失学少年想象成自己的家事，更是让很多觉得不可思议。历史上一次次出现的价值观迷茫，即荀子说的“利克义者为世”，差不多就是一种类紧急解散的状态，一种砖瓦们齐刷刷要求从房屋退回泥土的冲动，每个从n型部分退回n型部分的冲动。

有些问题很朴素：为什么不能当犹大？为什么不能当希特勒？为什么当权者不能家天下？为什么不能弱强食欺男霸？为什么需要权、公正、自由、平等以及社会福利？为什么不能做假药、毒酒、细菌弹、文凭工厂、馒以及儿童色片？……如果利己成为唯一兴奋点，如果“利益最大化”无所限制，那么这一切其实不值得大惊小怪，在某个夜静之时，击很多的难为或者脑缺弦，是迟早的事。并没有特别坚实的理由来支持否定结论，来推论你必须这样而不能那样——这是理主义的最大系统漏，逻辑帮不上忙的地方。

接下来的事是，如果大家都不再难为和脑缺弦，如果们都把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生真谛看了个底儿透，这个世界会怎么样？考虑到法治体系并非由机器组成，心势必带来世，一旦自净装置弃用，社会凝结机能减弱，每个对每个的隐形世界大战就开始了，直至官贪民刁而且越来越多的身份高危化——从矿工到乘客，从食客到医生，从裁判到警，从乞丐到富翁，从税务局到幼儿园。这样的事难道不是已在发生？同时发生的事，是左派或右派的政策主张也不是由火星来推行的，大家一同陷道德泥沼的结果，只能是番登台后番失灵，与民众的政治“闪婚”频，没几个不灰土脸。有时候，即便经济形势还不错，比三百年、五百年前更是强多了，但官民矛盾、劳资纠纷、民族或宗教冲突等仍然四处冒烟地高压化，一再滑向极端主义和力主义。们很难找到一种的最大公约数，来超越不同的利益，给这个易的世界降温。

到了这个时候，文明发育动力的减弱也难以避免。理解这一点，需要知道科学和艺术虽贵为社会公器，却也常常靠逐利行为来推动，与个名望、王室赏赐、公司利润、绝色佳等密切相关，于是“包荒含秽”（程颐语）是为道——这并没有错。不过，包荒含秽并不是只有荒秽，更不是唯荒秽独贵。即便是就事功而言，某些清高者一事无成，不意味着成事者都是掘金佬，一个比一个更会掐指算钱。特别是在实用技术领域以外，在探求真理最高端而又最基础的某些前沿，很多伟大艺术是“没有用”的——想一想那么多差一点饿死的画家和诗；很多科学也是“没有用”的——想一想那些尚未转化或无望转化为产业技术的重大发现，比如大数学家希尔伯特所公布的二十三个难题，还有陈景润那迷宫和绝路般的（11）。公元前五年左右的文明大炸，至今让后受惠和妒羡的思想界群星灿烂，包括古希腊和古中国的百家并起，恰恰是无利或微利的作为，以至苏格拉底孑然就戮，孔子形如“丧家犬”。十六世纪以后的又一次全球文明大跨越，时值欧洲大学尚未脱胎于学经院，距后来的世俗化运动还十分遥远。出这里的牛顿、莱布尼兹、伽利略等西方现代科学奠基，恪守诫命，习惯于祈祷和忏悔，从未享受过发明专利，不过是醉心于寒窗之下的胡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