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场门前的禾坪上，红色的棺材十分刺眼——老政委躺在里面，就好像睡觉一样，那棺材盖还没有盖上。

老政委的一家跪在棺材边上哭得死去活来，抑扬顿挫的哭声使很多也不自禁地抹着眼泪。

孙德富记得，开追悼会的那天，气氛严肃而沉重，不仅是全农场，几乎是全村的都来了，他坐在后面，看到许多的眼睛都哭红了，然而他却没有一滴眼泪，他不是不难过，只是为老政委的死而感到不值当。

一个高尚而无私的好替班生产队长修水库挖土方时不幸被一个哑炮炸死了，死后被赤党当成先进典型，事迹被宣传得尽皆知，老政委成了「寨大」，成了「庆大」，成了「焦禄」，老政委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符号，没真正知晓老政委是一个什幺样的，除了他以外。

就像记忆中的那样，生产队队长，那个原本应该被哑炮炸死的家伙，放下手中的纸，咳嗽了两声，用很大的嗓门，号召所有都要向老政委学习，化悲痛为力量，为早修好水库而努力奋斗。

三十二年前，孙德富坐在这里很想笑，可是他不能笑，现在年近六十，身患绝症的他不想笑，可是却笑了，他笑得不是别，笑的是自己。

追悼会毕，送葬的锣鼓声响了起来，鞭炮声响了起来，有把棺材盖钉上了，只见老政委的妻子和儿扑在棺材上，嘶心裂肺地哭喊着，再见此此景，他想，如果自己这个恶贯满盈的坏死了，又会有多少为他的死而痛哭流泪，多少为他的死而开怀大笑，思绪至此，他笑得像个孩子，如释重负。

送葬的队伍出发了，有村燃起了火堆——按照古老的风俗，每个都要从火堆上跨过去，据说这样才能避邪。

村里选出八个大力的民兵，抬着棺材朝山上迈开了步子。

一路上尘土飞扬，锣鼓喧天，锁呐高鸣，有撒着纸钱，有不时地点燃了鞭炮——噼噼叭叭，鸭猪狗被吓得发抖。

老政委一家已经哭不出声音了。

孙德富默默地跟在队伍的后面走着，多年来，他一直记得那棺材下葬的地方，每隔几年就回去看看。

文革结束不久，水库终究还是修成了，坟也被平了，坟墓之地变成了一片荒地，垃圾遍布，无问津。

八十年代中期，荒地上盖起了一个红砖房子，是一个小院子一样的，两层楼，当做了工厂的医院，在医院的斜对面，是一个车间，那个坟的位置就在车间和医院之间的空地附近。

九十年代末，医院和车间都拆了，荒地上的树也砍了，坟的位置盖起来红砖的打垒房子，分给了厂里的职工，当时可能为了能够分到这样的房子，厂里的还争得面红耳赤。

进新世纪，那些红色打垒房子又拆了，又修了灰色的水泥墙宿舍，宿舍的周围栽了树，有的空地当作了停车场。

而这场三十二年前发生在这里的庄严追悼会，早已在这里的印象当中抹去，也许当年讲话的生产队队长，不久也牺牲了，也许活到了今天，也许还住在这个院子里，在每天傍晚，牵扯狗走过宿舍区那个当年坟的位置，心里想的是孙子上初中选校的事。

孙德富可以断言，在诺大的厂区，当年参加过追悼会的早已经把那个英年牺牲的「先进」忘得一二净，只有他还记得老政委的音容笑貌，毕竟，老政委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视自己为好的好，毕竟，没有老政委的培养和保护，他也不会以「黑五类」之身加赤党，更不会成为农场的新政委。

当年仅二十九岁的他伸出颤抖的双手，从县革委会主任手中接过任命时，大脑一片空白，这样的任命即便对于那些根红苗正的「红五类」也是从未有过的先例，更不要提他这个父母都是「瀛洲特务」的「黑五类」了。

那是孙德富生中的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后的七年是他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岁月，在此之前的七年是他洒满了汗水的青春年华，前者以悲剧画上句号以至于他不愿再去追思，后者也只剩下了一些模糊的记忆片段，如那场老政委的追悼会，又如他生中第一次来到合作农场时的所见所闻。

孙德富记得自己是跟着一大群下乡青年坐客车到农场的，大约是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他们的车在一块路北边停了下来，车上农场的接待员指着路南一个叉路前一座土木框架道：「农场到了，这座简易木架就是我们农场的大门，从这座木门进去，向南再行一公里就是我们农场的总场所在地。

」没等他将伸出窗外看一眼路，客车便再次上路，直朝总场的土马路急驶而去。

行驶了十多分钟客车开进了总场办公室前的大院内。

一路颠簸，这座名为「农场」的国营合作农场，就是座落在这片波似的，一眼望不到边的丘陵之上。

当他和其他从停驶在大院内的客车走出来后，场部的接待员把新来的青年们迎了场部会议室大厅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