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来是注重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

强调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的气质。超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的，也可以说是。

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以兴奋，不能予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

斗争是动的，因为它是强大的，而同时是酸楚的。斗争者失去了生的和谐，寻求着新的和谐。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

我发觉许多作品里力的成份大于美的成份。力是快乐的，美却是悲哀的，两者不能独立存在。“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

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角，是一种强烈的对照。

但它的刺激还是大于启发。苍凉之所以有更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完全放弃往的生活习惯与作风。

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我知道们急于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来满足自己嗜好。他们对于仅仅是启示，似乎不耐烦。但我还是只能这样写。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塌，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们只是感觉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掺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暗而明亮的。回忆与现实之间时时发现尴尬的不和谐，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

nlo的一个未完工的石像，题名《黎明》的，只是一个粗糙的形，面目都不清楚，却正是大气磅礴的，象征一个将要到的新时代。倘若现在也有那样的作品，自然是使往的，可是没有，也不能有，因为们还不能挣脱时代的梦魇。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我存着这个心，可不知道做得好做不好。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间的小事，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在恋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

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份大于艺术的成份。和恋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调上我想应当和恋是近亲，和恋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生的素朴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看做过于华靡。但我以为用《旧约》那样单纯的写法是做不通的，托尔斯泰晚年就是被这个牺